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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目：
一、讯问用证方法的概述
二、国外实证研究
三、新型讯问用证方法对于我国实务的启示
四、余论：非法用证与合理用证的界限
一、讯问用证方法的概述
讯问用证方法，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之中，通过明示或者暗示的方法使用相关的证据材料，以揭露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，促使其如实供述的方法。
用证方法，在传统的讯问学教材基本上以“使用证据”的表述纳入到“讯问方法”的内容之中，并且通常视为“讯问方法”的最主要方法之一。有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，在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期间内，畏罪与侥幸心理所占的比重最大，而形成侥幸心理最为常见的因素便是“我不确定警察手里的证据是否对我不利，但我仍然希望自己有机会获得不处罚或从轻处罚”。[1]可见，在讯问之中，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情况尤为关注。
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之下，刑事诉讼程序力求维护以证据为中心的司法理念，努力建构侦查、起诉、审判皆为查明证据而运作的核心思维。在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博弈中，唯有掌握了证据，侦查机关才会有的放矢，处于博弈的上风。这其中，犯罪嫌疑人所担忧的不仅仅是自身的前途命运，而是更为关注侦查机关掌握了多少犯罪证据，以及这些证据能对自身的罪与非罪、定罪量刑产生多大的影响。因此，讯问是一场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围绕证据而展开的“对抗”。
根据供述障碍与供述动机理论，除了那些真心悔罪，愿意配合司法机关供述罪行以获取从轻、减轻等处罚的犯罪嫌疑人，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都会经历一定的供述困境时期，通常表现为由第一次讯问所产生的紧张、恐惧、焦虑之感（惯犯会表现为侥幸、平静、对抗状态），以至拒供、谎供、翻供等拒绝如实供述的行为表现，之后经过侦查机关运用一定的策略方法，又陷入了动摇反复阶段，最终突破心理最后防线，如实供述了罪行。
那么，如何促使犯罪嫌疑人真诚供述，获取犯罪事实，乃至甄别虚假供述？这成为了侦查讯问学所重点研究的问题，诸多学者相应地提出了许多讯问的策略、方法、技巧，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、语言、非语言行为等，提出了许多经验总结。国内外早期的研究，热衷于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剖析，以审讯心理为研究对象。之后，伴随新型科技的发展，以测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成为了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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